2011年3月15日，中國一年一度的全國兩會剛剛結束，歐盟委員會負責氣候變化事務的委員赫澤高女士就發表聲明，肯定中國“十二五規劃”是發展經濟與應對氣候變化相得益彰的最好體現，認為中國首次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發展清潔能源放在了發展經濟的中心位置，強調推動電動汽車、可再生能源、智能電網等低碳技術。聲明還說，中國決定逐步建立碳市場機制，以減少工業排放，這十分令人鼓舞。歐盟將在此領域與中國進行合作。

　　毫無疑問，這個聲明給中國應對氣候變化政策加了分。

　　尋找改變中國形象的突破口

　　自從1827年法國科學家巴隆.富里葉首次提出溫室效應理論以來，盡管人們在氣候是變暖還是變冷、是自然原因還是人類所為等問題上沒有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但歷經1960年代開始的多次全球環保浪潮和環境氣候災害，國際社會不再能夠從純科學的角度來觀察環境和氣候，而是逐漸延伸到經濟、社會、文化、生活等領域。如今，氣候變化已經由最初的科學問題演變成為全球政治、外交問題。

　　中國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關注和參與國際間環境和氣候問題的研究和協商。1972年，中國著名氣候學家竺可楨發表了他最后的一篇重要論文《中國近五千年來的氣候變遷》，在中國之外，他還論及日本、俄羅斯、德國、奧地利等地的氣候變化；同一年，中國政府派代表團參加了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代表團中有一個成員叫曲格平，他后來在環保領域的成就為中外所熟知。

　　1988年11月，世界氣象組織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聯合建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業委員會（IPCC）。駱繼賓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出席了IPCC當月在日內瓦召開的成立大會，并被推舉為第三工作組的副主席；第三工作組又叫對策工作組，說明各國對中國有期望。

　　自此以后，20多年來，中國全程參與國際氣候談判，發揮了積極建設性的作用。但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政策、目標、舉措、進展和成效，以及困難和阻礙，都未能得到外部世界的充分認知和善意理解。在環境與氣候領域，國際媒體對中國的負面報道比比皆是。

　　2007年，美國《新聞周刊》刊發文章，說中國在向全世界輸出廉價貨物“中國制造”的同時，也向世界輸出更為昂貴的產品：環境惡化，“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污染源”。它的標題是《中國輸出污染》，不加任何掩飾，直接采用貼標簽的手法，完全撕掉了所謂“客觀中立”的面具。而2011年1月24日英國《獨立報》發表題為《環境污染窒息中國，殃及世界》的文章稱，中國溫室氣體排放居全球之首，中國的經濟增長造成了二氧化碳排放大量增加，中國的環境破壞正在向你居住的地方蔓延。

　　學者孫有中系統研究了1993-2002年西方有代表性的兩個大報《紐約時報》和《泰晤士報》的中國報道。在環境報道方面，兩大報的選題主要集中在中國的環境問題和自然災害上，報道中國改善環境的稿件微乎其微。他認為，中國在環保方面自己做得不夠好和西方媒體熱衷于災害報道是重要原因。

　　學者郭小平則綜合分析了《紐約時報》在2000-2009年間的218篇涉華氣候報道，認為該報建構了中國“要錢不要環保”、“要經濟高速發展、不顧生態環境風險”的國家形象，指責“中國環境污染是全球氣候變暖的主要原因”。這218篇報道中，對中國正面報道占4.6%，負面報道占57.8%。 究其根本原因，恐怕還是環境氣候問題被政治化。正如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組織研究中心主任張海濱所說的那樣，西方認為，“如今，能阻礙中國崛起的問題之一或許就是環境問題。”

　　西方媒體的涉華環境與氣候報道普遍存在泛政治化傾向。研究者劉晶晶注意到，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期間，西方媒體和批評家指責和批評中國表現傲慢，妨礙了大會進程。2010年3月，中國兩會結束后，溫家寶總理在會見中外記者時，花很長時間回答了美國《新聞周刊》記者就此提出的問題。美聯社對此做了報道，但在事實的選擇上遺漏了諸多內容，如，溫家寶說“在哥本哈根60個小時，我幾乎沒有休息”、“許多國家領導人準備打道回府時，我堅持與各方斡旋”、“氣候變化問題關系到人類的生存，也關系各國的利益，關系世界的公平和正義”等，而且在回答提問前，溫家寶還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你還給了我一個澄清真相的機會，因此，我首先應該感謝你”。劉晶晶認為，美聯社的選擇性遺漏，弱化了溫家寶參加氣候大會的誠意和努力，否認了美國對中國的指責和施壓是違背公平和正義的，也回避了美國媒體剝奪了中國闡釋真相的話語權這一事實。

　　在歷史和現實當中，眾多的事例告訴我們，在西方主流媒體那里，中國的形象總是同我們自己的設想和愿望相背離，這是長久以來一直困擾我們的問題。面對新的世界格局，我們有沒有可能在某個議題上找尋到一個突破口，逐漸改善中國形象呢？應該還是有的，這個突破口就在應對環境與氣候變化問題上。

　　應該是什么樣的中國形象

　　在應對環境和氣候變化方面，中國這些年做了不少的事情，也取得了很多進展，即便是《紐約時報》，也看到了中國的變化。最近10年，該報對中國非負面的環境氣候報道占到42.2%，這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比例，同該報其他涉華議題的報道態度取向相比也有了較大的區別。2009年10月6日，該報文章說，“盡管中國在2007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碳排放超級大國，但（中國）政府對核能、風能的投資以及能源利用率的強調，減緩了溫室氣體排放的增長速度。” 今年兩會前夕，該報又發表文章稱，中國正在迅速崛起為清潔能源大國。 這些變化，終歸是對中國的某種認同和肯定。

　　在應對環境與氣候變化方面，我們不可能奢求國際媒體按照我們的愿望來報道中國塑造中國，中國的形象最終還是取決于我們自己。我們對中國形象先要有一個基本定位，然后按照這個定位來制定政策、采取措施，政府、企業、公民、媒體、NGO都持之以恒朝地向著同一個目標走，假以時日，中國形象必然會有一個清晰的呈現。所謂內因是決定的因素，練好內功才是關鍵，大概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吧。

　　那么，在應對環境與氣候變化方面，我們心目當中的中國形象應該是什么樣的呢？以下試例舉些許：

　　樹立中國關心人類未來的形象。氣候變化關系到人類生存和發展，關系到各國的切身利益，也關系到世界的公平和正義，盡管IPCC的報告受到一些質疑，但我們基于人類未來前途，寧可相信全球在變暖，并采取積極的應對措施。中國的這種認識和態度，有利于樹立中國的道義形象。

　　況且，氣候變化已經成為一面旗幟，各個國家都在舉這面旗幟，中國也應該高高地舉起來。在國際社會的認知中，談氣候變化在政治上是正確的，在道德上是高尚的。有了這面旗幟，中國在氣候問題上同西方就勉強有了一點價值觀上的交集，不再是另類，打起交道來也在同一個話語體系下。

　　樹立中國遵守國際規則的形象。“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是國際間在應對氣候變化談判中的一個重要共識和基石。在應對氣候變化、節能減排方面，西方對中國的一些指責，恰恰說明中國是遵守國際規則的。比如，坎昆氣候會議期間，有的國家以中國不接受強制減排為由，吵吵著要退出《京都議定書》云云，實際上是對國際法律文件的踐踏，恰恰是他們不守規則的表現。

　　國際上一些媒體和學者喜歡拿中國現階段和今后一段時間的排放量來說事，認為中國應該承擔更大的減排責任，這是沒有弄清導致當今世界環境氣候變化的真實原因，回避了西方發達國家應當承擔的歷史責任。中國對氣候變化的歷史貢獻（即累計歷史排放量）大約是美國的1/3，中國對氣候變化的人均歷史貢獻不到美國的7%。 即使是現在，按照中國科學院虛擬經濟與數據科學研究中心副主任石敏的碳足跡概念測算，同樣是三口之家一天的碳足跡，美國家庭57噸，人均19噸，中國家庭是6.1噸，人均2噸強。

　　事實上，《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清楚明白地規定了發達國家、附件一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各自的責任和義務，中國不是附件一國家，當然不能要求強制減排。中國利用自己的資源，自主采取減排措施，不僅完全符合《公約》和《議定書》的規定，還應該得到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支持。

　　中國按照國際規則行事，不是麻煩制造者。在這個問題上指責中國是沒有法理依據的，一定要說中國不對，無非是暴露出西方無視國際規則、搞雙重標準的真實面目。

　　樹立中國自主減排目標明確的形象。2009年11月26日，中國正式對外宣布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行動目標，決定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作為階段性目標，今年全國兩會通過的十二五規劃，又提出了中國未來五年應對氣候變化、節能減排的新的約束性指標：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11.4%，單位GDP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別降低16%和17%，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8-10%，森林蓄積量增加6億立方米，森林覆蓋率達到21.66%。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能源與氣候項目高級研究員錢德瑞說：“無論以什么標準衡量，中國承諾的減排目標都是頗具力度的。在經濟史上，除了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以外，沒有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如此長的時間內如此大幅度地削減與能源有關的溫室氣體排放。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在法律上約束自己實現這樣的目標是令人驚訝的，它體現了中國對氣候變化的擔憂。”

　　樹立中國兌現減排承諾的形象。中國采取一切措施兌現減排承諾，包括采取一些不受歡迎的拉閘限電措施。這是中國為了長期可持續發展而值當付出的代價。

　　日本地球環境戰略研究機構北京事務所所長小柳秀明說，中國在2006年制定“十一五”規劃時，在人口、資源、環境等領域首次提出兩項具有約束性的目標，即單位GDP節能20%和主要污染物減排10%，表明中國政府為實現目標的強烈決心；盡管在努力過程中有些曲折，但到2010年末終于實現了這兩項節能減排目標。

　　在兌現減排承諾方面，除了要突出中國各級政府的作用外，當然還應該注意到我們的企業、行業、社區、學校、學界、媒體、公民、NGO等各個行為主體的積極參與和實際行動，把綠色發展的治國理念、綠色成長的企業追求和綠色家居、綠色出行的生活方式結合起來，從國家、企業、家庭和個人的不同層面展現中國應對全球環境氣候變化努力，可以使中國形象更具人性色彩，也有利于體現中國綠色減炭的真實性和立體感。

　　樹立中國愿意增強透明度的形象。中國的實踐證明，發展經濟、消除貧困和應對氣候變化并不矛盾，是可以相互促進、實現雙贏的。因此，中國愿意接受國際磋商和分析（ICA），這是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在2010年坎昆氣候會議期間代表中國政府做的表態。

　　中國在保證經濟增長的同時，并不是無約束地排放，1990到2005年，中國的單位GDP能效提高了47%；用10.4%的能源年增長，支持了經濟年均增長9.8%。2006-2010年，中國用6.8%的能源年增長支持了10.2%的經濟年增長，這五年大約減排了15億噸二氧化碳。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過程中，中國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很快，水電、風電和太陽能使用面積都居世界第一，核電的在建規模也是世界第一。中國的新能源產業也得到了發展。因此，今后五年，中國將繼續堅持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戰略。“中國做了這么多事情，有什么理由不讓別人知道呢？我們當然支持增加透明度。”解振華說。

　　剛剛通過的十二五規劃，不僅要求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強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有效控制溫室氣體排放，而且要求建立完善溫室氣體排放統計核算制度，這表明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節能減排的透明度將會進一步提高。

　　樹立中國注重國際合作的形象。世界各國合作應對氣候變化是大勢所趨。中國在國際合作應對氣候變化領域，是積極參與者和重要推進力量，發揮了建設性作用。中國領導人出席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闡明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目標、立場和主張，并表達了加強國際合作的意愿。中國開展與各國多層次磋商和對話，以多種方式加強同各國產學科研各界和國際組織、國際研究機構的交流合作。中國還積極舉辦和參加應對氣候變化相關國際會議，如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綠色經濟與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會議、聯合國天津氣候變化會議等。

　　作為國際合作的最新進展，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今年初訪問美國，中美就應對氣候變化、加強清潔能源領域的合作達成共識，輿論認為，這將成為中美關系中的一個亮點，兩國均可從中獲益。作為全球最大的發達國家美國和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相互間有諸多可借鑒之處，兩國可以通過分享節能、清潔煤炭等方面的技術以及開發風力、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在能源合作領域取得進展。

　　樹立中國維護發展中國家整體利益的形象。中國本身就是發展中國家。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領域，中國有意愿并采取實際行動與77國集團密切合作，共同維護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利益。

　　中國注意到，許多發展中國家在適應、減緩、能力建設、技術改造等諸多領域都需要發達國家提供資金支持，發展中國家為提高適應氣候變化能力，也需要大量資金發展經濟。鑒于發達國家所提供的資金有限，中國充分考慮最迫切需要這些資金的小島國、非洲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的需求，不和發展中國家爭奪有限的資金。

　　不僅如此，中國還通過南南合作，為一些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近年來，中國積極援助發展中國家開展應對氣候變化能力建設，在2012年前為非洲援建100個小水電、太陽能、沼氣等小型清潔能源項目和小型打井供水項目，援建農業示范中心，派遣農業技術專家，培訓農業技術人員，提高非洲實現糧食安全能力。中國關注小島嶼國家援助訴求，先后為太平洋島嶼國家援建清潔能源項目在內的80多個項目。中國還注重在人力資源開發上的合作，2010年安排了16期應對氣候變化和清潔能源國際研修班，共為受援國培訓380名官員和專業人員。

　　樹立中國加強科技創新的形象。3月8日，西班牙《中國政策觀察》網站發表委內瑞拉駐新加坡大使阿爾弗雷多？托羅？阿迪題為《中國對陣美國：爭當世界技術領袖》的文章，大使引述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主席弗朗西絲？拜內克的話說，在發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技術競賽中，中國即將戰勝美國。 這話有點夸張，卻也說明中國的確有進步。

　　過去五年，中國在節能減排和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的科技投入遠超100億元，已研發、推廣、應用了一批成熟適用技術，在水資源、農業、造林、衛生、生態環境保護、荒漠化治理、減災防災、可再生能源與節能等重點領域，形成了較完備的適用技術體系。

　　最近，有專家建議國家設立應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專項資金，通過企業將這些技術推廣到發展中國家。通過區域性布局布點，建設一批有國際影響力的技術示范項目，形成網狀示范基地集群，促進項目成果的輻射推廣。一方面可以增強受援國的自主發展能力，改善當地民生；另一方面通過加強氣候變化援外及南南合作來爭取發展中國家共同立場的一致性。 這樣做具有戰略意義，既顯示出中國愿意承擔力所能及的國際責任的意愿，可以平抑國際輿論壓力，又可爭取發展中國家在環境氣候事務上的支持。

　　以上種種，組合疊加起來，有助于產生聚焦效應，從而形成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的負責任的大國形象。中國媒體應該加大力度理直氣壯地塑造、展示和傳播這樣一個中國形象。

　　中國形象有賴于媒體傳播

　　氣候變化問題演變至今，已經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外交乃至民間交往中的重要話題，是各國相互交流、博弈和全球媒體競爭的重要場所和平臺之一。未來，國際事務主導權將逐步轉到氣候變化問題上，氣候變化將加速推動全球進入低碳發展時代，氣候變化將深刻影響到國家安全，應對氣候變化將進一步成為國際社會的主流思潮。

　　面對這樣一個事關重大的議題，基于國家利益和人類前途，中國媒體理所當然地應該積極參與其中，進行充分的有深度的采訪報道，更多更好地發出中國自己的聲音，為中國爭取更多的國際理解和支持。

　　近些年來，隨著國際社會和中國公眾對氣候變化問題的日益關注，中國媒體明顯加強了對氣候議題的報道。主要新聞媒體加大節能和應對氣候變化宣傳報道力度，如，中國中央電視臺、新華社等先后制作了《面對氣候變化》、《應對全球變暖——中國在行動》等一系列專題報道節目，拍攝了《關注氣候變化》系列宣傳片。中國媒體還通過不同的方式來倡導綠色環保、低碳消費的理念，如，2010年8月，中國新聞社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舉辦了“低碳發展，低碳生活”公益影像展，通過180余幅精彩照片，展現了中國低碳發展的綠色畫卷，讓公眾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國為應對氣候變化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也向國際社會和社會公眾展示了中國低碳發展所取得的成果。中國的互聯網媒體也積極關注應對氣候變化，新華網、人民網、中國網、搜狐、新浪等都設立了應對氣候變化專題網頁，及時追蹤報道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熱點新聞，宣傳低碳生活理念。

　　旨在對外介紹和說明中國的外宣月刊《今日中國》也加入到環境與氣候報道的行列。2010年，《今日中國》制作了70多個相關的環境與氣候報道選題。坎昆氣候會議前夕，還專門編輯出版了英文版和西文版應對氣候變化專刊，進入坎昆的主會場、分會場、會展中心、媒體中心、記者入住酒店等相關場所。專刊內容分幾個大的板塊：一是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二是氣候變化的成因，三是中國應對氣候變化所采取的政策、舉措及其進展，四是國際社會為應對氣候變化所經歷的談判歷程、歷次談判取得的成果和中國在這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五是中國對坎昆會議的期望。除此之外，還穿插了一些公眾、企業和NGO的努力，反映了他們的行動和聲音。坎昆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團長、美國代表團團長、墨西哥總統和外交部長都對中國出版氣候專刊表示感謝，聯合國系統駐華機構總協調人和高級氣候顧問都稱贊專刊有助于人們了解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和節能減排的進展。該專刊的文章先后被110多個媒體轉載。

　　在2010年坎昆氣候大會期間，中國媒體派出100多位記者前往采訪，其中包括中國外文局的11位記者，他們的多文種報道被境內外140多個媒體轉載和引用。中國媒體在坎昆的表現引起西方媒體的注意。法新社報道，中國在坎昆的市中心設了一個很突出的中國展臺，并向各代表團下榻的賓館發送各種介紹中國的精美雜志；美國之音注意到，聯合國氣候大會的展廳內，到處都是宣傳中國為解決氣候變化所做努力的宣傳品。

　　回顧中國媒體30多年氣候報道實踐，可以總結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氣候報道數量在增加。有人統計過2009年的數字，中國環境報110多篇，南方周末80多篇。經歷了哥本哈根氣候會議和坎昆氣候會議的洗禮，大眾對環境與氣候問題更為關注，中國媒體氣候報道的數量會更多。2010年，《今日中國》月刊做了多組環境氣候方面的選題，包括中國節能減排、垃圾處理和利用、世博低碳環保以及地震、泥石流、干旱、沙漠治理等，平均每期6篇左右。

　　二是氣候報道版位更突出。氣候報道從過去比較零散的版面和邊緣的版位，逐漸發展到專版專刊，甚至頭版頭條，很多大報大刊開始定期出版氣候專版。去年坎昆氣候會議期間，《中國日報》和《今日中國》雜志都出版了氣候專題的專版專刊，受到與會代表和西方媒體的關注。

　　三是氣候報道主體多樣化。開展氣候報道的主體已經由幾家專業媒體發展到報刊、廣電、網絡、手機等多種媒體形態。去年到墨西哥報道坎昆會議的中國媒體就有通訊社、報紙、刊物、網絡和廣播、電視等傳播機構，100多位記者，占全球各地報道會議記者總數的1/10。強勢的電視媒體和快捷的網絡媒體的加入，大大地改變了氣候報道的媒體格局。

　　四是氣候報道內容常態化。近年來，氣候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立法和民眾生活越來越近，聯系越來越緊密，由此帶來的是氣候報道的內容題材也越來越多樣化，氣候報道已經成為中國各類媒體常態性的內容。上海一財和廣東南風窗、南方周末等媒體莫不如此。

　　但是，據參加過哥本哈根氣候會議、天津氣候會議和坎昆氣候會議的中國媒體記者觀察，中國媒體對氣候變化的報道在專業水準方面，與西方媒體相比還有距離，這嚴重影響了中國媒體的傳播效果。中國網英文編輯張放說：“外媒報道上，不說他們一貫賦予中國的負面報道方案，就是在報道形式上，我覺得他們的及時性和深度都比我們做的好。外媒從業環境報道的記者都比較專業，同時和各個相關機構聯系都比較緊密，比如權威氣候專家、官方和NGO等，專業素養和多面的消息來源，讓他們的報道更有深度。”

　　通過組織氣候報道專刊和參與坎昆氣候會議報道實踐，筆者體會到，要改進和提高中國媒體氣候報道水平，需要遵循以下幾條原則：

　　一是人文情懷：氣候變化是全球關心的話題，我們的報道也要體現人文情懷，拉近與讀者之間的心理距離；

　　二是國際視野：氣候問題上，各國家地區都有自己的盤算，要持續報道國際幾大陣營的利益訴求，反映各方不同的觀點和立場；

　　三是平衡客觀：不能偏、窄、狹隘地看待氣候問題上的不同立場主張，要反映不同聲音，包括主流非主流的、官學民企和國際機構非政府組織，同時照顧窮國和小島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關切；

　　四是中國立場：應充分介紹中國的立場、觀點、行動方案、具體舉措和國際合作，不回避問題但著眼于產生問題的原因和解決問題的辦法，這是我們報道的立足點，通過我們的報道爭取國際理解和支持。

　　2010年坎昆氣候會議期間，中國吸取了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的教訓，全面介紹節能減排工作，與主要談判方進行密切、頻繁的磋商，致力于在談判中發揮積極的、建設性作用，加之國際輿論對坎昆大會期待值不高，且日本和拉美國家的強硬立場吸引了國際輿論相當一部分關注度，涉華輿論明顯好于哥本哈根會議，客觀、積極的聲音占據多數。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在今年底南非德班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上的壓力有可能會更小一些，中國媒體還是需要做好充分準備。

　　在坎昆舉行的基礎四國+墨西哥氣候傳播邊會上，筆者曾就中國媒體氣候傳播策略談過自己的看法。筆者認為，媒體各為其主各為其國，這是當前國際氣候報道的最大特點。我們在探討氣候傳播策略時必須正視這個現實。在此前提下，筆者的建議是：

　　一要在基本態度上尊重科學，尊重事實，不造假、不回避、不操作、不炒作。

　　二要在價值取向上關注民生，貼近百姓，用平民視角來做氣候報道，體現媒體的人本精神和人文情懷。畢竟，應對氣候變化原本就是為了人類未來，氣候報道也應該落在人身上，為人服務。要把氣候變化對公眾生活的負面影響和應對氣候變化對公眾的積極作用說清楚，這樣有助于爭取公眾對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和舉措的理解和支持。

　　三要在國際間努力營造交流合作的媒體環境。各國媒體盡可能減少氣候報道中的政治味、火藥味，盡量讓氣候問題回歸到科學和法律層面，避免激起公眾情緒和輿論氛圍的對立。更重要的是，媒體應該扮演給力的角色，為推動國際氣候談判和國際氣候合作發揮積極的建設性作用。

　　四要在傳播者的專業素養上下工夫。氣候報道同氣候問題相生相伴，氣候問題解決不了，氣候報道也會持續不斷地延續下去。因此，作為媒體工作者，應該不斷地學習，不斷地提高專業能力，以確保我們的氣候報道更具有專業水準，包括通俗易懂地向公眾闡釋一些科學術語和專有詞匯，幫助科學家實現與公眾的溝通交流。

　　五要在傳播載體上加強跨文化跨語言傳播能力的建設，首先是實現多種語言文字的傳播，讓生活在不同語言環境下的公眾能夠更方便地了解氣候問題，并參與到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中來，同時幫助促進各國公眾的相互理解。談判的主體是各國政府，最終行動還要靠公眾。

　　現在看來，這些建議仍然是合理可行的。不過應該做點補充，專業還有另外一層含義，就是要了解氣候變化問題的來龍去脈和氣候談判歷史進程，了解中國政策目標、政府立場和公眾需求。在外文重要性方面，中國網英文編輯張放強調：“我個人覺得英文報道還是很重要的，語言上面能在第一時間里讓外國民眾看到中方的聲音，也體現我們對氣候變化這一議題的重視。”

　　為了做好今年的德班氣候會議報道，中國媒體必須提前做功課，首先是加強學習，了解歷史，了解現實，了解政策，了解議題，了解專業，了解輿情。

　　與此同時，為了更好地展示和傳播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節能減排方面的國家形象，中國媒體尤其是對外媒體還需要立足于對外傳播選題內容的創新和轉型，進一步認識氣候傳播的重要性和長期性，切實做好日常的氣候報道。

　　氣候問題在可預見的未來不可能完結，相伴而生的氣候報道也會持續下去。追求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不論貧富的人類社會不可阻擋的趨勢。中國媒體應該搶占道義制高點，從人類共同價值、中國科學發展、全球轉變生產生活方式等方面，著力挖掘氣候報道的內涵，努力構建共同的話語體系，更好地對外介紹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節能減排、綠色發展的政策、行動和成效，展示和傳播中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當然，國家利益始終是第一位的，不能為了國家形象而損害國家利益。國際氣候談判是這樣，對外氣候報道也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