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也緊急呼吁，“重型化”的快跑將使中國遭遇能源危機。因為，在他看來，連中小企業一枝獨秀的浙江省都走上了“重型化”道路。原因就在于，“重型化”對GDP的拉動力更強。但卻忽視了更加重要的一點，那就是經濟結構、居民就業、職工收入提高、能源利用、環境保護產生的影響

據媒體報道，在近日東方證券主辦的“全球資產配置和中國的邏輯”2013年高峰資本論壇上，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林毅夫表示，中國經濟還有20年的時間可以維持每年增長8%的潛力，今年實現7%-8%的經濟增長目標沒有問題。

說實話，對這樣的預測結果，我們一點兒也不表示懷疑。因為，按照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以及中國經濟發展的態勢，實現8%這樣的增長目標，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兒。要知道，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一些經濟學家曾經預言，中國經濟將有可能進入低谷，經濟增長率也將出現明顯回落。

實際結果，中國經濟不僅沒有進入低谷，反而出現了新一輪的快速增長，連續十多年經濟增長速度都維持在兩位數左右。即便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后的這幾年，經濟增長率也都在8%左右。特別是2009-2011年，更是分別達到8.7%、10.3%和9.2%，全部高于8%。

問題在于，到了2012年，就迅速下滑到7.8%了。原因就在于，前3年的增長，主要源于4萬億元投資的拉動作用。也就是說，在出口嚴重受阻、消費嚴重不振的情況下，是4萬億元投資扮演了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角。如果沒有4萬億元投資政策的拉動，在如此嚴峻的經濟形勢面前，是不可能維持這么高的經濟增長率的。

相反，2012年和2013年的中國經濟，在4萬億元投資拉動政策已經逐步失去功力、且負面影響不斷顯現的情況下，也就出現了明顯下滑的現象。
也許有人會說，在整合世界經濟都處于嚴重低迷的狀態下，中國經濟出現下滑也是很正常的現象。這一點，我們并不否認。問題的關鍵不在世界經濟出現下滑，而在于前3年中國經濟增長并不正常。

如果承認世界經濟嚴重低迷這個事實，中國經濟從2009年起就應當與世界經濟同步，也出現慢慢下滑的現象。問題就出在，我們太過強調眼前的利益，太過注重中國經濟獨善其身了，以至于在沒有對世界經濟形勢發展作出準確研判的情況下，就出臺了4萬億元投資刺激政策。短期效應是產生了，長期影響也留下了。這就是我們對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未來20年中國經濟仍可維持8%增長率表示懷疑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林教授的這一預測結論，并不是盲目作出的。因為，在此前的許多場合，林教授已經反復強調，未來20年，中國仍具備高投資的條件，仍然可以通過重型化發展經濟。也就是說，支撐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和潛力仍然是高投資。

如此一來，中國經濟也就要繼續走在投資為主要拉動力的軌道上。那么，在實現8%經濟增長目標的同時，有可能要繼續為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積累隱患與風險、矛盾和問題。因為，迄今為止，4萬億元投資留下的隱患尚沒有完全排除、風險沒有解除。特別是產能過剩、非生產性投資過度、政府債務集聚的問題，也有可能在繼續堅持高投資下，得到進一步的積聚與積累。一旦中國經濟沒有這方面的承受能力了，全部風險也就有可能在短時間內集中爆發。

對此，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也緊急呼吁，“重型化”的快跑將使中國遭遇能源危機。因為，在他看來，連中小企業一枝獨秀的浙江省都走上了“重型化”道路。原因就在于，“重型化”對GDP的拉動力更強。但卻忽視了更加重要的一點，那就是經濟結構、居民就業、職工收入提高、能源利用、環境保護產生的影響。

事實上，對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離開投資是萬萬不能的，也是不現實的，前提是，依靠怎樣的投資，誰來投資，投資的效率和水平如何，是否有足夠的消費市場做支撐，出口環境是否可以得到改善。如果缺少這些方面的條件和要素，缺乏對投資和消費、出口的有效銜接，投資對經濟的拉動越強，留下的隱患和風險也會越多。

顯然，決策層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從新的一屆政府成立以來的情況看，雖然沒有忽視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但更多的還是強調經濟結構調整與優化，強調投資的結構合理，強調以改革創造新的紅利，而不是單一的投資拉動。

如果消費、出口以及經濟結構調整等方面的潛力也能夠得到充分挖掘，投資的結果也能從過度強調城市建設等非生產性投資轉向以生產性投資為主，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就將得到最大限度地發揮，8%的經濟增長率也就具有更強的內涵與意義。否則，即便能夠實現8%的經濟增長率，其效率與水平也是很低的，產生的風險隱患也是極大的。